王安石与司马光解决国家财政危机的主张分别是什么?

2024-05-18 23:15

1. 王安石与司马光解决国家财政危机的主张分别是什么?

司马光对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主张持重缓进,与王安石大刀阔斧的做法明显不同,他们二人曾有过形象的比喻,司马光说:“治天下有如处理房屋,破了则要修理,除了坏得很厉害是不重建的。而且重建非得要好的工匠和材料,如今两样都没有,我怕连风雨都不能挡蔽。”而王安石则认为:“治天下有如医生用药,要知道虚实热寒,当用治虚寒的方子时,纯用乌头附子也不嫌过热。”针对当时社会的严重病症,他们都开出了自己的医症药方,他们都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为北宋王朝的长治久安而出谋划策。正如司马光对王安石说:“我和你趋向虽然不同,但大的目标是一样的。”

王安石与司马光解决国家财政危机的主张分别是什么?

2. 司马光与王安石争论的焦点问题是什么?

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由于国库空虚,引发了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论。王安石认为:“造成国家财政状况不好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这并不是当务之急。” 司马光则反对道:“你所说的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加重老百姓头上的捐税而已。” 王安石说:“事情不是这样。只要善于理财,就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盈。”司马光大不以为然,他反驳道:“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

3. 司马光与王安石成为政敌的原因是什么?

司马光在反对王安石推行的一系列新法时,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是很不对的,他在反对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某些消极的方面的同时,也反对了王安石的积极方面,这就导致了他们成为政敌的原因。而司马光在给王安石的三封长信中反复说明自己的观点,王安石却拒不接受,这种刚愎自用的态度也不对,两位本来在政治上都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都固执偏拗,使北宋的改革蒙受很大损失。

司马光与王安石成为政敌的原因是什么?

4. 针对当时宋朝的社会状况司马光与王安石的解决思想分别是什么样的?

针对当时社会的严重病症,他们都开出了自己的医症药方,他们都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为北宋王朝的长治久安而出谋划策。正如司马光对王安石说的:"我和你趋向虽然不同,但大的目标是一样的"。王安石也说,自己与司马光"商议事情时常有分歧,是因为各人的方法不同"。可见他们的分歧,最初是源于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不同,司马光思想倾向沉稳持重,虑事缜密,但传统保守是很明显的王安石则思想活跃激进、勇于标新立异,而慎重不足,在变法中有时操之过急,出现了一些失误,同时也用人不当,如对吕惠卿这样的人就缺乏全面了解、考验。

5. 王安石对于国家财政问题是如何看待的?

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

王安石对于国家财政问题是如何看待的?

6. 王安石的财政思想要点

财政思想要点: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意思:人民的赋税不增加,而国家可用的钱很充足。
详细:在王安石的变法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7. 王安石的什么变法使财政收入增加了?

宋神宗时期的新法中的“均输法”。把发运的职能改为均输,朝廷借予钱币、米粮作为本钱,凡是上供朝廷的物品,都必须从价格昂贵的地方移到价格便宜的地方去购买,用路途近的地方而取代远的地方,预先了解京城仓库里所应当置买的东西。价钱便宜的就先购买好,然后贮存起来。此法熙宁二年(1069)七月开始实行于淮南路,江南东、西路,两浙路及荆湖南、北路,王安石选派薛向担任发运使,全权负责举力均输,总结东南六路的财赋和茶盐等各项收入。均输法的实施,有效地调整了供求关系,改进了对京师贡物的供应,减少了纳税户的一些不合理负担,政府的财政因而有所增加。

王安石的什么变法使财政收入增加了?

8. 王安石变法,使国库充盈足用二十年,为何司马光、苏轼却强烈反对?

王安石变法是在宋神宗时期开展的,最后以失败告终。变法起因是当时的宋朝官僚机构和军队冗杂,对内大兴土木,对外连年征战,还有自然灾害频发,这些原因导致国库亏空,财政赤字。一开始王安石向宋仁宗提出变法的建议,当时还作了一篇名叫《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奏疏,但是宋仁宗没采纳。

不过宋神宗却非常看好王安石和他的主张,1068年,宋神宗继位第二年,王安石又写了一个折子,名叫《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给宋神宗看,并表示我们国家现在这么贫苦,不是因为开支过多,主要是因为生产过少;农民之所以贫苦和不能从事生产,一是官僚富豪兼并了大量土地,二是我们政府把繁重的徭役加在农民身上。我们不能这样了,我们得依靠天下所有的劳动力去开发自然资源,我们得积极开源,不能消极节流。宋神宗认为王安石很赞,要他尽心辅佐自己。
有了“尚方宝剑”的王安石,开始大刀阔斧的干了,从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取士之法三个方面进行变革,出台了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输法6个富国之法;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5个强兵之法;它通过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惟才用人等3个举措“取士”也就是招录公务员。

王安石变法确实收到了一些成效,"富国强兵"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变法的强兵措施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
但是,王安石变法“变”的太急进了,一方面,损害了核心人物的利益。例如,新法一出,豪强地主不能肆意兼并了,上等户的高利贷也不能下放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隐田漏税行为也被限制了,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也被收归国家了;另一方面,出现了新法危害百姓的现象。在变法的指导思想上,王安石只顾着给国库挣钱了,例如通过均输法,利用国家权力的强制性进行收购、运销,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大大偏离了"去重敛、宽农民、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的初衷。比如,免役法出台之后,百姓开始叫苦了,因为连挑个水、理个头发、贩卖茶叶之类的小买卖,都必须得交免疫钱才能经营;商贩要交的市利钱,税额比本钱多,所以有的商人宁可以死相争。在保甲法推行时,为了不被抓去当兵不交赋税,有的百姓居然自残,1072年,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还进行了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儿。
司马光和苏轼也正是看到了这些弊端,再加上新旧党派之争中,他俩也和王安石不是一派的,司马光还曾上书《应诏言朝廷阙失状》,反对王安石的主张和做法;宋神宗的祖母曹太后,还有母亲高太后也向宋神宗哭诉,说"王安石乱天下"。于是王安石的最大后台宋神宗受不了了,王安石自己也快受不了了,后来他的儿子去世了,他就回家归隐了。本来他的想法是爱国爱民的,没想到弄成这个样子,有好成绩值得肯定,但这些弊端让人心痛啊。虽然变法初衷示好的,但是在推行过程中,有一些举措的不合时宜,实际执行起来也是运作得扭曲了,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还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

总结:只有好的想法不行啊,得做好调研,不能太理想化,更是不能急功近利,变法实施时用人很重要,别开展开展就跑偏了,重大的变革是要循序渐进的,太急的话流血牺牲就会更惨重吧。